1959 年 6 月，豫西的麦田刚收割完。68 岁的徐旭生拄着拐杖，在偃师县的土坡上缓慢行走。这位北大出身的考古学家，口袋里揣着《尚书・禹贡》，指甲在 “夏墟” 记载旁刻出浅痕。

这是中国首次系统性寻找夏朝。在此之前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下的 471 年夏代史，始终停留在文字中。地下的沉默，让这个 “首个王朝” 像个缥缈的传说。

六十多年过去，二里头、陶寺等遗址相继出土。可刻着 “夏” 字的文物，依旧杳无踪迹。那个治水的大禹，真的建立过名为 “夏” 的王朝吗？

一、寻夏者的足迹：从古籍到土坑

徐旭生的寻夏之旅，始于古籍里的蛛丝马迹。他用三年时间梳理《左传》《竹书纪年》，圈定豫西、晋南两大可疑区域。

出发前，同事劝他：“商之前的历史，或许只是神话。” 他却指着地图反驳：“大禹治水的地域明确，不可能全是虚构。”

1959 年 7 月 15 日，偃师二里头村的老乡给考古队指了块地：“这里的土不一样，挖下去全是碎陶片。”

试掘的探沟刚挖半米，就出现了夯土痕迹。徐旭生蹲在沟边，用毛刷扫去土块，突然喊道：“看这夯层，是宫殿的地基！”

消息传开，全国考古界震动。这位早年留学法国的学者，没想到自己真的触碰到了王朝的边缘。此后六十年，二里头成了夏文化探索的核心现场。

二、二里头的密码：无 “夏” 字的王朝遗迹

2020 年秋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大棚里，年轻队员正清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。这条长 70 厘米的 “龙”，由 2000 多片绿松石拼接而成，距今 3800 年。

遗址的规模远超预期。300 万平方米的区域里，藏着中国最早的 “紫禁城”——10 万平方米的宫城，还有 “井” 字形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辙。

最关键的是碳十四测年结果：公元前 175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。这与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，完美重合。

可问题随之而来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刻着 “大邑商”，直接证明身份。二里头出土的陶器、青铜器上，却连一个能认定为 “夏” 的文字都没有。

“考古讲自证性，没有文字，就只能推测。”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在《最早的中国》里写道。他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困惑。

三、时间的缺口：消失的 220 年

史书记载，夏朝从启到桀，共传 14 代，历时 471 年。可二里头遗址的存续时间，只有 250 年左右。

前面那 220 年去哪了？从大禹治水成功到启建立政权，这段 “家天下” 的开端，在考古学上竟是空白。

2000 年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答案。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提出：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，是夏代早期都城；新密新砦遗址，对应后羿代夏时期。

王城岗遗址的城墙残垣，印证了 “禹都阳城” 的记载。但和二里头一样，这里也没有文字。

“就像一部书缺了前两章。” 考古学家邹衡曾感叹。他一辈子研究二里头，直到去世都在寻找填补缺口的证据。

四、陶寺的启示：尧舜之后是大禹？

1978 年，山西襄汾陶寺村的一次意外发现，给谜题带来了新线索。当地农民挖地窖时，挖出了一片彩绘陶片。

考古队随后展开挖掘，一座距今 4300 至 4600 年的古城重现人间。城墙周长近 2000 米，比二里头更早、规模更大。

最惊人的是观象台遗迹。13 根夯土柱组成圆弧，古人通过柱间缝隙观测日出，能精准确定二分二至。

2020 年的最新发掘，还找到了近 8000 平方米的宫殿基址 —— 这是史前最大的夯土建筑。墓葬里的玉琮、玉璧，显示出明显的阶级分化。

“陶寺可能是尧舜的都城。” 王巍院士推断。那么从陶寺衰落（约公元前 2000 年）到二里头兴起，正好衔接大禹至启的时代。

可陶寺同样没有文字。我们只能从器物风格的延续性中，猜测它与二里头的传承关系。

五、名字的真相：商人嘴里的 “西邑”

转机出现在文献解读中。甲骨文学家仔细梳理商朝卜辞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商人从不称前朝为 “夏”。

他们在甲骨上刻着 “贞：西邑害？”“告于西邑”。这里的 “西邑”，指的是位于商人西边的前朝政权。

《尚书・召诰》里，周公也说 “有夏服天命，惟有历年”，但紧接着又提 “其在西土”。显然，“夏” 和 “西邑” 指的是同一对象。

“商人习惯用方位称呼族群。”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解释。东边的叫东夷，西边的叫西羌，前朝自然成了 “西邑”。

“夏” 这个名字，很可能是周朝人起的。“夏” 有 “大”“华美” 之意，用它称呼首个王朝，既显尊崇，也契合 “华夏” 的文化认同。

六、王朝的雏形：没有国号的时代

把线索串起来，真相逐渐清晰。大禹治水后，确实建立了王权政权，启通过战争确立世袭制。

但这个政权，可能根本没有 “夏” 这样的国号。早期国家更像松散的部落联盟，中心王权控制核心区域，周边部落半独立。

夏人可能自称 “夏后氏”，这是部族名称，而非国号。就像商朝人称 “商”，最初也是部族名。

周朝灭商后，为构建历史谱系，给前朝定名为 “夏”。这个名字通过《史记》流传，成了后人的固有认知。

我们挖不到 “夏” 字文物，因为当时的人可能根本不用这个称呼。

七、文明的底气：不需要名字证明

2019 年，二里头遗址发掘 60 周年特展上，绿松石龙形器、青铜爵、玉璋依次陈列。参观者驻足凝视，没人再纠结 “夏” 的名字。

陶寺的观象台证明，4600 年前的中国人已掌握精准历法；二里头的青铜作坊，展现了成熟的手工业体系；王城岗的城墙，见证了早期国家的诞生。

这些实物证据，比任何文字都更有说服力。它们勾勒出的文明脉络，从尧舜到夏商，从未断裂。

“中华文明 5000 年，不是靠一个字证明的。” 王巍院士在展会上说。那些沉默的文物，早已写下了答案。

结语：未完的寻夏之旅

如今，徐旭生当年踏查的土坡上，二里头考古工作站的灯还亮着。年轻的考古人继续挖掘，希望找到那缺失的 220 年证据。

或许有一天，会出土一片刻着 “夏后” 或 “西邑” 的甲骨；或许永远找不到，但这并不重要。

大禹治水的功绩是真的，“家天下” 的转折是真的，早期文明的辉煌是真的。

名字只是代号，而文明的厚重，早已沉淀在每一块陶片、每一寸夯土之中。这场跨越世纪的寻夏之旅，本质上是对文明根脉的追寻与敬畏。